大发牛牛首页  >> 民族学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2019年12月02日 09:13 来源:《西北民族大发牛牛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李银兵 曹以达 字号
大发牛牛关键词 :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逻辑机理;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

内容摘要:

大发牛牛关键词 :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逻辑机理;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

作者大发牛牛简介 :

  【摘要】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大发牛牛关键词 】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逻辑机理;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

  【作者大发牛牛简介 】李银兵,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曹以达,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4BSH057)。

  当前,“人类学者、批评家、女权主义者以及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关注真理及其社会定位的问题,关注想象力与表征的形式的问题,关注统治与反抗的问题,关注道德主体和成为道德主体的大发牛牛技巧 的问题”。因而,当代人类学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就是大发牛牛关于 如何对这个急速变迁的社会现实的表述和描述,这就直接导致在人类学学科内部,田野调查工作和民族志写作已然成为了学界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中最活跃和敏感的竞技舞台。在西方,有的学者从现实入手去建构新的民族志书写范式;有的学者落脚于解释人类学,关注文化背后的解释性象征符号分析;有的学者关注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理论和实践。总之,“它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它们在分化时期的共同的标准”。在中国,诸多学者从理论、实践层面对民族志书写进行了多维视角地探讨,在民族志书写范式、大发牛牛方法 、路径、方向及目标研究中,提出了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想法和思路,推动了中国民族志理论与实践研究向前发展。毫无疑问,中外学者们在民族志书写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民族志研究,大都关注民族志书写危机表象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民族志书写实践,而很少从元反思视角去探讨民族志书写内部存在的悖论及其背后潜藏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因而很难从根本上去理解和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基于此,本文在对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析民族志书写内部矛盾产生的逻辑和实践机理,力图达到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目的,最终为现代民族志书写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一、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表征

  悖论是指同一命题或推理在表面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并且这两个结论都还能自圆其说,进而导致形式逻辑思维大发牛牛方法 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学术上比较有名的悖论有康德的“二律背反”、罗素悖论等。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知性认识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为混淆主观和客观、事实和价值等关系,最终导致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总之,悖论就是指人们认识论上出现的看似自相矛盾的认识,但这些矛盾又能得以自圆其说,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因而只要把人们的认识进行分类,理清思维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区别和联系,悖论就能得以解悖。具体对民族志书写来说,其内部存在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并立。“零度”书写是由法国著名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和思想,其基本意思就是要求写作者在写作中以一种零度感情投入,但这不是说写作不带有感情,只是要求这种感情在理性指导之下要降到最低。巴尔特认为任何作家的写作都脱离不了“零度”写作与“非零度”书写,写作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写作是作家和社会关系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书写的“阿基米德基点”,正如他所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寻选择的自由。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这就是说,从表面上去看,写作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其背后则体现着时代和阶级对写作的要求和控制。在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书写中,写作的“科学性”直接规约了历史制约性在民族志作品中的体现。比如,马林诺斯基说道:“民族学研究经常被人误解为无聊者的嗜古癖,或有闲阶级在‘野蛮人的风俗和粗糙迷信’的原始古怪的形式中的游荡。其实,它可以成为一门高度哲学化、具有启蒙性、使人高尚的学科。”因此,他极力主张只有靠客观化、条理化、系统化的调查,才能保存和保护那些即将消亡的文化。但随着《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马林诺斯基主张的写作伦理却被其日记中体现出来的狭隘自私、目中无人等替代。在其日记中,马林诺斯基身上具有的人格分裂特征暴露无遗。比如,“消灭这些畜生”“大发牛牛我 处理得不太准确,表现得也很愚蠢”“黑鬼”等之类的语言在其日记中都有出现。总之,这都说明了民族志写作会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后来,萨义德的《东方学》对西方写作的揭露和批评,使得先前民族志作者声称的“零度”书写也被击得粉碎。比如,萨义德在分析西方学者福楼拜作品时,这样写道:“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bizarre jouissance)的新的例证。”此外,在实验民族志阶段,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看到了民族志作者的自大发牛牛我 反省和自大发牛牛我 批评,但作品中的“零度”书写和“非零度”书写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并在无形中影响着民族志书写。总之,书写的初衷是想达到客观、中立的书写,但在书写的实际中,却内涵着很多主体的色彩。比如:书写作者的故乡与他乡界分、作者的大发牛牛生活方式与文化主体的大发牛牛生活方式差异、书写目标中的价值性诉求,都无不存在着这对悖论。因此,书写本身就应该是“零度”书写和“非零度书写”矛盾下的产物,这是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在否定中又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其次,“权宜”书写和“权威”书写并存。民族志书写就是对异文化的翻译和解释,而这种翻译和解释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foreignness)达成妥协的一种近乎权宜之计”。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暂不去说科学民族志通过民族志书写去彰显大理论的书写方式、西方社会相较于东方社会而言所展现出来的西方优越性的书写诉求,仅就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所认为的,对文化解释工作来说,其是一个永不见底的“乌龟驮乌龟”的故事去分析。在其作品中,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能看到,他在想方设法地去说明或证实其书写对于文化理解的绝对真实性和客观性。而且,他还不断倡导应该从大发牛牛方法 论上的多重主体性视角去保证民族志书写的可信性。但结果却是,在其作品中,一直都是他这个“主体”在发声,真正的主体却被淹没和替代了。比如,在警察“突袭”他们夫妇俩所调查的田野地之际,格尔茨夫妇仅仅是通过一次“入乡随俗”的逃跑作为,就完美地完成了从西方人向巴厘人的身份过渡。至此以后,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巴厘人的口吻对当地斗鸡大发牛牛游戏 进行主位性描述了。金钱、权力、性别关系,在他笔下通过斗鸡大发牛牛游戏 而被演绎得绘声绘色。描述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就是,巴厘斗鸡变成了一个观察和理解巴厘社会大发牛牛组织 的巨大隐喻。正如有的学者评价道:“尽管格尔茨用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伪装,但其实在‘深度大发牛牛游戏 ’中并不存在从当地人视界(native's point of view)出发的对当地人的理解。有的只是对建构出来的(constructed)当地人的建构出来的视角的建构出来的理解。”的确,不管民族志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所为,在人类学内部,往往都存在用权宜书写去证明权威书写的悖论情形。比如,米德在《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中说道:“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终于认识到,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在目前,正用许多途径解决大发牛牛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有了这种认识,却不能改变仅仅对一种大发牛牛生活准则加以接受的信仰,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但米德的研究却被很多的人类学家认为是对其老师博厄斯提出的文化决定论做论证,因而遭到譬如弗里曼等人的质疑。总之,大多数民族志作品都存在权宜性书写和权威性书写并存的现象,并且一般都是用权宜性书写去证明权威性书写的存在,这是书写理想与现实在民族志中的反映,间接地表征了人类学这个经验性学科的“归纳主义”属性。

  再次,“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原则交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管是对异民族进行描述和研究的传统民族志,或是现代民族志对本民族的分析与研究,它们内部都存在着一对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如果被调查者与调查者不同,那么调查者研究被调查者对理解他们有什么意义?如果被调查者与调查者相同,那么调查者倒不如研究他们自己好了。就是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同”与“不同”的矛盾交织中,民族志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原则在人类学不同发展历史中都得到了体现。在书写中,如何真正做到“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的自由转换,则又成为了民族志书写场中的矛盾之一。在“变生为熟”的原则中,民族志作者要使陌生的事物具有意义,就必须要把陌生变为熟悉,但在熟悉中又要保留事物的陌生性,不然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就得不到彰显。因此,人类学研究的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调查和书写大发牛牛方法 随之产生,但要真正做到主位和客位的自由转换,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比如,格尔茨用“解释解释者的解释”“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等写作视角去“译释”事物,但在具体的理解中,他如何来划分主位和客位的界限和标准、怎么能达到解释的客观公正性等问题,最终结果则会使其所谓的“对理解的理解”变得越来越空洞和模糊。而在“变熟为生”的原则下,西方学者普遍采取“认识论的批评法”和“泛文化的并置法”两种大发牛牛方法 和策略去达到“变熟为生”的目的。但在弱式文化批评法中,很多的人类学者对大发牛牛方法 论的处理都具有一种天真的特色。比如,在马克斯·格拉斯曼和艾理·笛凡合著的《封闭体系与开放思想》一书中,作者遇到了将民族志研究对象限定在早已被研究过的社会中所引起的解读问题,因而作者主张人类学者以天真无知的态度进入田野,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殊不知,这种“故作天真”的结果仅仅只能是达到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对异文化的直接摹写,而没有达到写作人通过对自大发牛牛我 进行比较、反省而达到变熟为生的效果,因而其民族志书写的结果必然是肤浅和简单的。在强势文化批评中,民族志作者又面临着比较和批评的对象之间关系的平衡性问题,因而大多数人类学者只有采取夸大其词或者是神话式的大发牛牛方法 去书写民族志。比如,“为了建构一种文化批评并置法,米德把萨摩亚文化描述成与美国大发牛牛生活惯例形成极大反差的东西,这便有意无意地把民族志描写抽离于萨摩亚人的大发牛牛生活情境之外了”。因此,在“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的原则中,不仅两个原则间的转换存在矛盾,就是其中一个原则内部也存在着矛盾。

  此外,在“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的转换中,书写“神秘”慢慢也演化成了“神秘”书写。当然,前一个“神秘”指传统民族志对于异民族独特文化的追寻,后一个“神秘”则是指现代民族志中多种书写修辞大发牛牛方法 的广泛使用。虽然两个“神秘”书写的初衷都是为了达到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书写“神秘”和“神秘”书写却增加了达到这些书写目的的困难性,特别是后现代的“神秘”书写,更为民族志书写增生了诸如现实与幻想、形式和内容、神秘和日常等诸多矛盾,这是民族志书写历史与现实碰撞的结果,也是民族志书写内部自大发牛牛我 发展的产物。

  总之,民族志作为一种表征其他人如何体验世界的常识性观念的产物,其在追求客观性时具有双重的或然性(problematic):其一,因为它是以一种文化上的相对方式来构成经验的,而并非唯一可能的方式;其二,因为尽管如此它仍然相信它自身是一种对事物本来面目(things-in-themselves)的普遍描述。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熟为生与变生为熟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是当前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悖论为民族志当代书写中种种“幻相”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今天的民族志书写呈现出来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民族志书写“不仅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化、无大发牛牛我 性、反讽、混杂性等文化品性,而且转达了戏剧式的、荒诞的精神气质”。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多元化”特征,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动力和源泉。“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历史地变化着的实践,这些实践与人们所认为的‘人类’和‘学’(logoi),即与界定和形塑这一学科和话语,联系在一起并动态地相互作用。”中文本序11因此,只要有人类学和民族志实践,书写中就会有内在矛盾的产生;而只要书写内在矛盾的产生,就会推动人类学和民族志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学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内在矛盾,是一对在本质上具有逻辑一致性而又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

作者大发牛牛简介

姓名:李银兵 曹以达 工作单位:大发牛牛贵州 师范大发牛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大发牛牛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大发牛牛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大发牛牛简介 |大发牛牛关于 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法律顾问|广告大发牛牛服务 |网站声明|联系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