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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机理与赓续
2019年11月27日 09:01 来源:《大发牛牛甘肃 社会科学》(兰州)2019年第20192期 作者:王秋艳 郭强 字号
大发牛牛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机理/实践/赓续

内容摘要: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内在机理可以借助发生学来进一步理解。

大发牛牛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机理/实践/赓续

作者大发牛牛简介 :

  作者大发牛牛简介 :王秋艳(1982- ),女,大发牛牛山东 菏泽人,同济大发牛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郭强(1965- ),男,大发牛牛河南 商丘人,同济大发牛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发牛牛上海 200092

  原发信息:《大发牛牛甘肃 社会科学》(兰州)2019年第20192期 第15-21页

  内容提要: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内在机理可以借助发生学来进一步理解。第一,有关生存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生存转型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第二,有关生存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探索与中国社会生存方式的变革不谋而合;第三,古老中国历史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形塑的国民文化心态、精神价值追求、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有相通之处;第四,作为实践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与问题导向的中国社会危机出路的思考空前一致。正因如此,大发牛牛我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性。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机理/实践/赓续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思想状况调查”(14ZDA059)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接续探索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伟大成果。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与时代精神的创新和继承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对于这一系列思想生成的理解,需要借助发生学来审视,尤其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出发来理解其中国化的可能(传承与延宕);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理解为什么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不同时期的理论成果(植根与创新)。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往往都是从实践哲学角度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为视角,如谭培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认同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1]。对于第二个问题,往往从文化研究出发,以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兼容性为视角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如黄凯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等方面展开讨论[2]69-70。如果以前者为视角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性,理应有其世界化的必然,而就当前来看,事实上选择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发挥出巨大威力的国家并不多(当然,这里面既有作为历史主体的选择问题,也有历史发展阶段的偶然性);如果以后者为视角,则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可以兼容来自西方各种文化(精神),而不单单只是马克思主义。可见,单从一个视角出发来解释其中国化的历程是乏力的,如果两个方面联合起来解释,又存在研究范式前后不一致,理论思路前后不贯通的新问题。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事实发生过程的解读需要找到同一研究层面、研究范式和研究视野上的通约性,而满足这种通约性有两个基本前提需要考量:第一,需要借助发生学机理来解读这种独特的历史通约性,而不是倒果为因的反向论证;第二,还需要达到认识论高度,抽象概括这种通约性,因为具体层面的理论阐释很难有普遍意义上的说服力。也就是说,从单一角度来看,无论是从“实践”出发,还是从“文化”出发,两种研究视野都需要重新审视(实践哲学内涵了开放式的、未来导向的、实践建构性意蕴;文化研究则是建立在文化本身呈现的模式、样态、差异及成因的基础上,二者研究视角有一定差异)。细比较二者来看,“文化”中包含有“实践”,“实践”中也蕴生有“文化”,前者体现了“文化”对于实践主体、实践方式的反作用,后者则体现了“实践”本身改造和产生(创造)新的文化理念、模式,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来看,其过程和结果必然产生(改造)中国既有的文化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却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的研究起点。因此,需要借助文化发生的视角来认识一个既定文化场域为何会选择看似异质的马克思主义——也即,这一独特现象的发生机理是什么?事实上,实践场域中自然蕴含了可以抽象认知的文化维度,且实践离不开作为前提的文化既定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特定场域的文化发生机理是可以满足以上预设条件,而将二者的研究统一起来。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主旨奠定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题是实现全人类和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所有的理论探讨都围绕这一主题(主旨)展开。从其研究涉及的内容来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一例外都是为这一主题大发牛牛服务 。探索人类解放、社会发展的研究旨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基本前提。对这种前提性理解至少有三个维度。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中蕴含有非常强的时空导向性。在时间维度上,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世界历史已经迅速铺展开来,使其可以对人类社会展开大历史研究,形成了唯物史观对历史规律的整体把握,以此为基础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展现出来,促使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基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性认知将马克思主义本身推向了所有人类社会——这种对美好大发牛牛生活的向往形成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动向和价值的判断,这种价值导向和理论旨趣无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空间维度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源自欧洲社会,但是其理论指向却是全世界——无论是世界性的生产与贸易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不同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指向始终在其研究范畴之中,如《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不断扩大大发牛牛产品 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资产阶级奔走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以及资本向全世界流动等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中就蕴含了对资本逻辑全球化的趋势研判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怀。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其得以中国化、世界化的重要建构性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来看,马克思对“实践”有其特定的理论定位。在《大发牛牛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概念作为其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深刻地揭露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缺点,并对真理的标准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4]500)、唯物史观问题做了经典的表述,从而使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及实践建构自身的优越性。其中,“全部社会大发牛牛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501以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4]506作为马克思的墓志铭来凸现其实践特质。实践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就必然使得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根基上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这种实践性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重要前提。

  第三,从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脉络来看,超越一国理论的世界性与超越不同理论流派的综合性凸现其思想的宏大视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形成有其天才的创造成分,但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也有不少内容是对既有西方不同时代哲学理论和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其中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发达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和英法(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其思想的发展和成熟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从德国古典哲学来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无疑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论”的扬弃,而马克思这种超越以往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把握具有世界意义。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大发牛牛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5]776。可以说,欧洲社会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构成了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质素,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对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继承、创新和超越。正是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宏大视野和理论宽度使得其研究对象具有世界性。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使其中国化成为可能

  第一,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有其非常鲜明的理论价值导向。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就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他宣称,“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30。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但不主张价值中立①,相反更愿意去维护和宣传自己的价值立场。这种鲜明的价值导向使得理论很容易被其维护的阶级(群体)所拥护和掌握。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恰恰是中国社会处在弱势地位(受剥削、压迫地位)的工农大众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并亟须科学理论武装的“理论空窗期”,以往的思想理论往往是为精英群体(统治阶层)大发牛牛服务 ,而马克思主义直接面向最广大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一经劳苦大众掌握便爆发出工农革命的伟大力量。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保证了理论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各国具体的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重视实践,同时将实践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且宣称,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种强调实践的理论体系,本身意味着理论前途的动态建构性(理论创新的可能与必要)。从实践哲学来看,以往的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人有意无意地拔高理论作用而贬低实践价值[6],将实践看作是操作层面的,将理论视作抽象、稳定和更为高级层面的“东西”。因此,将实践作为行动指南的哲学并不多,而马克思立足时代需要,将实践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强调实践较之于理论建构(检验真理)的重大意义,从而保证了理论的开放性,其特点是将未来的可能性也放进理论范畴进行思考(马克思这种放入不是毫无缘由的,而是在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的,是基于现实的、有条件的)。例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建军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建设思想等等,其中有一些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时代所提及却没有展开讨论的问题——一方面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本人的研究还远没有深入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其思想中的实践品质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探索性、延展性和不断增加的丰富性。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并不是理论的终结,恰恰是理论的完善和新生。也正因为如此,世界的形势变化和中国的社会实践的开拓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完善和丰富的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整体性使其超越了具体学科界限,将人类社会整体纳入其研究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非属于哪一门具体学科。或者不是简单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哲学或者是它们的总和,而是超越了单个具体对象的,同时又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性的“整体”——研究政治学的人看马克思主义,发现其政治学的指向和政治抱负;研究经济学的人看马克思主义看到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研究哲学的人所看到的恰恰是超越了一般具体事物的抽象的矛盾及其运动;研究社会学的人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甚至还有社会冲突与整合……马克思主义显然给了具体学科以很多的有益启示,但是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却不能从具体学科出发来抽象或者割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样就看不到那个本质的、必然的、内在规定的东西。联系中国社会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不仅是在理论(学术或者文化)层面展开,而是在中国社会大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层面展开。因而,需要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很显然这种整体性观瞻不能单从单一某个学科来解剖,而是需要从更为基础的发生学方面尝试。

  三、“发生”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场机理

  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历史性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相结合陆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的产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也需要结合时代变化的宏观背景来理解,更需要从基础层面的文化发生学机理来分析把握。

  发生学所观照的往往是前提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论层面,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的把握不是从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出发或实践出发抑或是中国社会历史出发,而是要从人类社会的生存模式(生存方式)的理解出发,在这种经过整合后的生存模式中剥离出内在的文化模式[7]——基于文化发生学层面来理解。在文化模式的研究方面,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无疑是最权威的。她在《菊与刀》中对比欧美罪恶感文化模式和日本耻辱感文化模式的独到分析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丰碑和范式[8]。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理不能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观点等量齐观,但是借助其思路和大发牛牛方法 却也有必要。

  (一)生存主题的文化通约性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理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借助文化发生学的机理来解读其基于生存主题的文化通约性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生存是所有群体不可回避的主题,生存中衍生的文化模式以及文化对生存模式的关注在人类社会早期文化现象中都有反映。虽说生存是头等大事,但是随着不同社群的发展变化,生存主题的基础性作用被淡化,有些甚至远离了这一主题。生存主题的淡化主要是因为生存已经不是问题,或者生存的威胁逐渐远离,这种生存才不被格外重视。马克思的生存主题异常突出,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看到了——或者重新看到了一种远古的现代奴隶制的诞生,生存着艰难的、不公正的社会群像——无产阶级的产生和自身无法摆脱的痛苦命运。这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感贯穿了马克思研究对象的始终。马克思关注的经济危机、人类解放、社会剥削压迫等等,都与这种生存主题密切相关。从马克思传入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来看,这种生存主题主要表现为:生存危机、生存方式革新以及生存方式转型的三大主题。

  第一,从生存危机的主题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危机重重的历史时期,清王朝的最后挣扎和新社会的希望渺茫,以及列强的纷至沓来,生存危机是那个时代最为深层次的主题。生存主题表现在王朝的生存、民族生存以及民众的生存。三种生存焦虑的叠加导致弥漫严重的全社会的危机感。这种生存焦虑笼罩整体社会,将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危机心理不断放大呈现出来。对于生存危机的消除,诸多的理论都有尝试,不同社会群体都先后参与斗争,但是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犹如给中国社会打了一剂强心针,“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那个生存渺茫的中国社会看到了希望,正如李大钊所言“庶民的胜利是一种新生,有着苦痛带着希望的新生”[9]。马克思主义这种强烈的生存主题为中国社会求得生存出路的人指明了方向,引出了道路。

  第二,从生存方式的革新主题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运行逻辑主导的社会,无疑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对象。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资本的生产密不可分。这种生产具备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与以往的社会相比,有着极大的超越性。首先在物质生产上,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都与土地等自然资源直接相连,在自然资源的劳作上收获农、畜牧、渔、猎等大发牛牛产品 ,虽说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没有脱离自然,远没有形成质的飞跃。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了这种跨越发展,脱离土地的人们——商人及资本家,食利阶层(群体)出现,一个社会运行的逻辑和后果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形成了人类历史上鲜明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二是生产大发牛牛工具 中机器的运用——具有标志性意义。机器大生产对以往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革命性超越。生产率的极大提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3]35,劳动大发牛牛工具 的全新变革,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超越以往的全新大发牛牛生活感受。一部分人占据生产资料,获得了社会优势地位,另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在机器运转下被压迫剥削;第三,科技助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尽管以往的社会形态中科技也扮演一定的作用,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才让世界焕然一新,火车、轮船游弋全世界,资源、能源、市场、大发牛牛产品 、人口等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与生存由可能变成现实。19世纪中后期,随着坚船利炮入侵的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大发牛牛生活方式,这些对古老中国的民众产生极大震撼,从而也开启了中国反思传统革故鼎新的宏大主题。

  第三,从生存方式转型主题来看,传统中国社会大发牛牛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变化微乎其微,新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交往给中国社会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让中国人的大发牛牛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受到严峻的转型挑战。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粗暴中断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迫使中国被动且加速拖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大发牛牛生活方式均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输入——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维新变法,均引起了不少国人对西式生产方式和制度的恐慌,同时又不得不接受,典型的是对火车、轮船、电报、蒸汽机等现代社会科技大发牛牛工具 的认知,超越了传统社会知识体系的想象,代表性的是李鸿章在上书清朝廷《筹议海防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则是生存方式的巨大变迁和传统知识体系的无能为力。这种生存方式的变迁进一步导致一个崭新社会的可能与希望。同样,作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接受部分西方宗教文化,反对传统文化(删书衙门)的姿态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同时参与起义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并非与以往中国社会农民起义者的革命原因一致——还带有现代西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

  (二)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除了作为文化模式最核心的生存主题之外,中国特有的文化心态、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第一,从历史文化形态来看,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形态非常独特。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并没有绝对的民族界限,“华夏”和“蛮夷”之间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差异,存在有史实上的“以华化夷”和“以夷化华”两种情形[10]。再后来的“五胡乱华(实则是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内迁)”[11]、唐太宗“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12]以及“崖山之后无中华”[13]的说法——确切地说元、清两朝几百年的统治已经没有绝对的“华夷之辨”[14]。其次,中国社会心态的平和还体现在交往方面,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郑和下西洋”,都体现了中国社会对西方社会的友好往来而不是战争掠夺;再次,佛教传入中国几百年之后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宗教,拥有大量虔诚信仰的国民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中国国民心态的可塑性极强。可见,诸多的历史事实都表明了中国文化包容性极强,这种文化大发牛牛生活下的国民心态相对平和,可塑性强,容易认知和接纳不同文化。中国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物的进入并没有遭受巨大排斥。

  第二,从传统中国社会主流的精神价值来看,儒家的思想和主张很多时候为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生产方式、实践、社会大发牛牛生活等概念理论)提供了便利。第一,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思想与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实践观有相通之处,儒家所主张的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与马克思的积极改造社会的理想不谋而合;第二,儒家思想还远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宗教的仪轨,儒家思想的开放性也为容纳西方社会思潮提供便利。相反,在西方抑或是在一些宗教大发牛牛生活化的世界里,对异域文明(异质文化)的开放性有时候相对欠缺;第三,儒家思想所追求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都无一例外强调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可见,儒家思想的一些现实主义的主张与其秉承的理性、务实与乐观精神都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些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重要文化维度和价值认同。

  第三,从思维方式来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有相似之处,这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理解。尤其是在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中能找到思维方式的相近之处,老子思想中所包含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15]54一阴一阳谓之道、上善若水、福祸相依[15]17等等,这些思想中无一例外都包含了对现实世界朴素的辩证理解,因而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也可以被中国社会的老百姓所接受和理解,通常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借助了道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阐释。

  (三)社会问题意识的相通性也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化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意识和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社会问题具有同理相通性,这种问题理解的通约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类比理解成为可能,例如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示和严厉批判对于近代转型中国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矛盾的批判,以及对这种矛盾会带来重大社会危机的预见(例如社会、自然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巨大代价且这种代价有时候是不可逆的)与梁启超等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具有相似性;第二,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把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的不正义——赤裸裸的阶级剥削和社会压迫——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也同样发生;第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弱势群体——无产阶级命运的关注和关怀,以及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出路、目标的规划。这些研究旨趣对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同情心理和吸引力。

  总而言之,借助文化发生学的认识论和大发牛牛方法 论,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社会到中国社会的转场发生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有关“生存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社会之生存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生存主题与中国社会的生存主题空前一致,表现为生存的危机意识。这种生存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中最多数的群体——无产阶级和最多数的民众——劳苦大众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天然的民众认同感和亲近感;另一方面这种生存危机又超越了特定阶级和群体,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相连,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中获得回应。

  第二,有关生存模式(大发牛牛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探索与中国社会生存方式的变革不谋而合。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生存方式发生极大变化的社会,这种极大变化表现为超越传统,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走向世界的生产—大发牛牛生活方式以及大发牛牛技术 助力下生产效率巨大提升和财富增殖。同样是中国社会,传统封建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生存模式和大发牛牛生活方式均面临挑战,从而面临深刻转型变革,这种情势之下,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社会出路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穷途末路形成了历史的交汇。

  第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及形塑的国民理性平和心态、社会精神价值追求和传统文化中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微妙的相通之处。首先,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历史演化中,国民对待外来文化、外来民族都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无论是最早的“华夷之辨”还是后来的蒙古族、满族,最终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国民心态的弹性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就是来自“西方极乐世界”,来自异域文明的古印度;再次,中国社会中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维均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唯物辩证法之间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这些文化要素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解。

  第四,作为实践导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与问题导向的中国社会危机出路的思考空前一致。这种理论本身带有极强问题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创新思考——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改造实践)和出路的探索——而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亟须解决的办法和出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问题带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提供了科学的大发牛牛方法 并且历史也证明了其有效可行。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赓续

  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赓续。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马克思主义所处新的历史阶段的时代之思。从马克思主义发生机理的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诞生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所处时代的问题之思,对其时代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和对人类社会发展面向未来的出路探求。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带着这些思考转场并深入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时代延续中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推动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并赋予理论巨大的创新魅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质上就是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面向未来,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需要树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对新时代的新思考。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由马克思“生存主题”到当代中国“发展主题”的拓展与延伸。马克思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包含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主题,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主题的意味更为迫切。当前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存主题已经延伸到发展主题,也即大发牛牛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大发牛牛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对马克思有关人类社会生存主题内涵的变化发展的时代思考与创新。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处在21世纪的发展路向之思,是马克思主义对所处当今世界复杂局势的分析和研判。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恐怖主义依然威胁全球,世界经济增长前途扑朔迷离,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引领人类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和担当,其本质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情怀和世界历史思想一脉相承。作为有着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面对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需要大发牛牛大发牛牛我 们 保持清醒的认识,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面对的世界新局势加以综合分析,需要保持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些问题的时代解答。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发挥其指导中国实践的巨大作用,所彰显的正是这种切中时代脉搏、深入社会肌理的内在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新时代诞生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必然。

  注释:

  ①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尽管科学的研究需要价值中立作为研究的原则(主张价值无涉的学者认为,作为科学,必须严守价值中立,才能获得相对客观的知识,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是真正价值中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价值中立”大发牛牛更多 的只是体现在认识论、大发牛牛方法 论意义上。原因很简单,任何研究的前提都是人,而作为人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主体,本身具有难以超越自身的价值偏好(研究初衷)和人性立场。

  原文参考文献:

  [1]谭培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2):5-11.

  [2]黄凯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8).

  [3]中央马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大发牛牛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35.

  [4]中央马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大发牛牛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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